人際關係
[讀者來函] 龐樂培司鐸的回應
前言:龐樂培司鐸早前於公教報登了一篇 文章,表示他認為不應該稱司鐸/司祭為「神父」,因為他們的角色是兄長而不是父。之後有讀者在這裡分享他的 想法,另外友站也有一篇分享 文章,同樣都是不同意這種說法,表示「神父」是對司鐸最恰當的稱呼。很高興龐樂培司鐸願意願意撰文作一點回應。各位讀者可以由兩邊的觀點仔細思量,不妨留言分享你的看法,你會繼續以「神父」這個稱呼嗎?
可否不要奪走教友領受恩寵的權利 - 論新冠疫情後的處理
有網友分享了疫情下的感想。編者希望大家能夠想一想,並回應一下。
何處是吾鄉?
近日,在香港的朋友或認識的人都在考慮或準備移民,原因都大同小異。大家想到的除了是到了外地的困難之外,也有想到香港是自己的故鄉,不捨得離去。對每個人或每個家庭而言,移民是一個重大的決定,視乎各人的情況。每個人也有各自的需要,很難說應該或不應該移民,但這又令筆者考慮故鄉的問題。
回復「不」正常?
自2019年12月開始,疫症由中国武漢漫延全球。經濟停頓,學校關門,各學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防疫方向,不少地方的公開彌撒也取消了。很多人都希望回復正常。但是,我們有一個可以回去的「正常」嗎?
早兩前看到美國一名神父 Father John Hollowell 這樣寫道:
人們說:我只想回復正常。
我不想!
我希望多過22%的天主教徒能每周去彌撒。
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定期辦告解。
我希望更多人能珍惜他們的公教信仰。
我相信這才是我們要前往的方向
Father Hollowell 點出了一樣很重要的事情: 疫症前的生活,不是一個理想的生活!我們是因為習慣了這個不理想的生活才會覺得這是「正常」。但這不是理想的生活!在這時間,我們要思考的不是「回到正常生活」,而是要思考要「創造一個怎樣的後疫症時代」!
面對別人的痛苦,我們可以喃喃自語說他們真可憐,然後轉面離去嗎?
澳門教區李斌生主教於2020年5月1日出了一份 特別文告,筆者尤其對其中這一句甚有共鳴:「面對別人的痛苦,我們可以喃喃自語說他們真可憐,然後轉面離去嗎?」
在疫症中,我們依賴醫護人員捨身去救助那些染病的人,我們也依賴那些社會中各行各業的人去維繫社會的基本運作。我們應該對他們心存感激,並祈求天主照顧這些人,讓他們的善行獲得扶助。同一時間,作為社會的一份子,作為基督奧體的肢體,即使我們不是醫護人員,我們也有能夠為社會出力的地方,我們平信徒也有特殊的召叫去服務社會,成聖社會。
自四旬前開始,筆者聽到不同的神父講道也特別提到:困難的時刻最容易將我們自身的軟弱展現出來。筆者留意到身邊也的確有這樣的情況:
危機中的四旬期
香港近八個月可說是翻天覆地,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。筆者雖說是安好,但同時像是喪失了寫作能力,長時間未能寫作。現在希望由這神聖的四旬期開始,重拾寫作的習慣。
過去的大半年,香港社會一直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被刻意破壞:法治、公平、自由。破壞香港價值的人依著外在的勢力,試圖奪取香港的權力,建立一個以外地勢力為核心的新霸權。然而,不少香港人不甘自己的土地如此被人強搶,奮起保衞自己土地恆久以來的法律及規則。然而,面對外地勢力,香港人似乎都處於下風,眼看外地的勢力將要重新定義「香港」。
不單是世俗社會,自從楊鳴章主教於2019年1月逝世,香港一直都沒有正權主教。在這一年多的時間,不時就聽到各方面的傳言,推測下一任的主教人選。教會內馬上也有爭議,擔心下一任主教能否帶領香港教會對抗共產主義政權的入侵,繼續維持教會在香港的道德影響力,甚至害怕香港的信友成為教廷為了討好某強國的犧牲品。
公義的制度及個人的道德
這文章構思了很久,寫了一些,卻又因社會事情而影響心情打斷。加上小病數次,更加拖延了進度。不知這還算不算是適時的文章,反正筆者對這個社會也沒有甚麼靈丹妙藥。不過筆者也邀請各位信友,以政治以外的另一個角度反思一下,是甚麼讓我們的社會走到今時今日的這一個地步。
在開始之前,筆者先邀請各位特別懇求聖母和平之后的代禱,協助我們走向和平。
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很依賴制度的社會。當我們發現社會出現了一些問題,我們很傾向既有的制度尋求解決方法;如果現在制度有所不足,我們則希望能設立新的制度去補足。
的確,好的制度能夠減少因個人判斷偏差而導致不同人的待遇不公;更好說,好的制度有助處理事情的人能夠有一套準則協助決定。
筆者絕對認同一個好的制度是一個公義的社會不可或缺的元素,但如果我們以為我們能單靠制度就能建立公義的社會,這看法未免有所缺失。事實上,執行制度的也是人。無論我們在本地或外地新聞,也會看到一些人的行為符合法律,也按著制度的規則行事,但我們都看到當中的不公義。 筆者認為一個公義社會的真正基礎,不只在於一個良好制度,而更在於一個良好制度所依賴的每人的良心及道德觀。
一如依撒意亞先知說:「正義的功效是和平,公平的碩果是永恆的寧靜和安全。(32:17)」我們希望得到和平,先要恢復各人心中以及社會的正義。
培育「考第一」的小朋友
有一次太太和另一名家長談到小孩子的教育,談到升學選擇及培育小孩子的方向。
該位家長都十分關注小孩子的升學,都關注不少的學校選擇。其中提到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升讀某一所天主教的傳統名校。太太說:「這一所學校都出了名對學業頗為催谷呀!」那位家長同意,並補充說:「這所學校既要求學生『好假 (裝模作樣)』、又要乖乖聽話讀書,同時又要很有創意和表現得很有不同的才能。」太太聽了,回覆說:「你真的想小孩子變成這樣?」該家長說:「那她都要扮啦!我已經不斷的訓練我的小孩子啦!」太太說:「那你不怕破壞親子關係嗎?」家長說:「都已全破壞了啦!但沒法子,要考學校就是這樣!」
我相信有不少家長和這位家長一樣,最希望自己的子女就是每年每科都拿第一名,仿佛「考第一」就是培育小孩的最高成就。筆者認為這種想法是很實用主義 (pragmatism) 的。 實用主義的育兒方式就是要追求一切可量化的事物:有多少興趣班、有多少證書、考試有多少分數、學了多少樂器考試又有多少分…… [caption id=“attachment_19604” width=“640”] 我們教導追名逐利,還是信仰天主? [The Fight Between Carnival and Lent (by Bruegel the Elder, 1559)]
這些家長在做甚麼呢?這甚至不是教育小孩子「追名逐利」,這只是在教育小孩子追求完成一大堆沒有意義的工作目標,就像上班被催逼營業額一樣。這樣小孩子不明白讀書的意義,不懂得欣賞音樂藝術,不懂得關顧他人。 他們表面也是很好的學生, 但在他們內在,唯有「完成目標」才是重要的。
這讓我想起聲稱讀書時期不斷「考第一」的林鄭月娥。她甚至說過因為習慣拿第一,所以曾因為「失手」考第四而傷心痛哭。無可否認,她在學時期學業的確非常出色。坊間曾形容林鄭月娥為「好打得」,筆者想這和她自己的好勝心很有關係。 但到了大是大非時,她心中考慮的是她信仰的道理,還是仍然是追求下一個「第一」、下一個「目標達成」?
再見童話: 小孩為未來的煩惱
兒:我煩緊。好煩惱。我諗唔到天主想結婚定做神父。 母: 咁你諗成點?
做「基督徒」是甚麼意思?
近日聽到工作崗位的同事談到他們的生活,當中也有天主敎徒。在仔細想想信仰在他們生命的各種決擇的角色時,筆者不免反思:「當我說我是一個天主教基督徒時,這是甚麼意思?」或者再坦白點說:「何謂基督徒?」
和很多外教人的想法不同,作基督徒不是跟隨一個「以聖經為根基的宗教」。聖經的確非常重要,但基督信仰不是「一部聖書的信仰」。聖經學者聖熱莫尼諾(或St. Jerome ,或譯葉理諾)說:「不認識聖經,就是不認識基督。」聖經的重要性在於,這部由聖神默感的聖書讓我們不斷加深認識耶穌基督。
筆者相信,當一個基督徒,就是和耶穌基督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。這種關係應該是直接讓我們接觸到耶穌,而不是單單地為了滿全規則地每周望彌撒、守齋、行善功、甚或推動某些意識形態或社會運動。我們和耶穌的關係,應該是個人化,也同時是有社交的幅度。我們和基督的關係應該是個人化,但不是個體化。(personal, but not individualistic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