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2019年12月開始，疫症由中国武漢漫延全球。經濟停頓，學校關門，各學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防疫方向，不少地方的公開彌撒也取消了。很多人都希望回復正常。但是，我們有一個可以回去的「正常」嗎？
早兩前看到美國一名神父 Father John Hollowell 這樣寫道：
人們說：我只想回復正常。
我不想！
我希望多過22%的天主教徒能每周去彌撒。
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定期辦告解。
我希望更多人能珍惜他們的公教信仰。
我相信這才是我們要前往的方向
Father Hollowell 點出了一樣很重要的事情： 疫症前的生活，不是一個理想的生活！我們是因為習慣了這個不理想的生活才會覺得這是「正常」。但這不是理想的生活！在這時間，我們要思考的不是「回到正常生活」，而是要思考要「創造一個怎樣的後疫症時代」！
身處香港的信友，我們不單要思考「後疫症時代」的生活，還要考慮香港如何繼續 保持自身 的身份。香港的身份近年不斷被外來勢力改寫，香港的將來是甚麼，必先建基於香港的過去及願景。
自1841年開埠，香港雖從來都不算是基督信仰的社會，但基督信仰的傳教士一直參與建設這地方，人民擁有信仰自由，基督信仰還是能夠自由傳播。雖然社會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基督徒，但香港的教育同時受著傳統儒家文化及基督信仰所影響，雖然社會並非完美，部份人的生活也頗艱辛，但社會大致仍然是崇尚美德，推崇法治，尊重個人自由之餘仍保護社會及家庭結構。
然而，在近十年，香港傳統的社會秩序不斷被入侵被改寫。法治被人治所取代、信仰的空間不斷被改窄，甚至有基督信仰的團體已留意到有共產政權的滲透。家庭在社會中的地位逐漸被公權力所取替，個人的努力成果由改善自己及家庭生活變成為了政府的工具。因為政權刻意設計的制度，人民再努力也極難獲得合理的回報，反而貧者越貧富者越富。人民要改善生活，首要的不是努力貢獻社會追求公益，而是放棄言論及思想自由而成為政權的棋子。
這是我們所渴望的「正常生活」嗎？這是「不正常生活」！如果我們認為近年香港是「正常」，讓我們撫心自問，是否因為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才這樣說？筆者身邊的人，應該都不是大奸大惡的人，但對當中不少人來說，「麻煩」了他們就是最大的罪過。當有人使他們的生活偏離了計劃，這個人就一定是錯。對他們來說，因為自己一向是既得利益者，所以任何人改變了他們乘車的習慣、減少了他們的利益 (即使自己的利益本身就已經是不合比例地比別人多)，他們都一定要罪人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們要想，這真是「正常生活」？
筆者認為，這不是「正常生活」。如果我們的正常生活是要建基於不公義而來，這個生活本身就不「正常」，這只是以罪惡為基礎的生活。無疑地，要完全脫離罪惡，我們只能在基督再次來臨的時間才能找到。現世是不可能有完滿的公義，但如果我們在現世連追尋公義也不願意，那麼我想到基督再來的時候，我們也不可能進入天主的永恆公義。
筆者認為，我們現在要開始好好思考及準備一下，我們在「後疫症時代」想有一個怎樣的生活。我們要知道，我們是沒有可能回到從前的生活，亦不應該以疫症前的生活作為新生活的目標。
尤其是在香港的基督徒，我們要想一想甚麼是中悅天主的公義的生活。當一個懶惰的順民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。教會及社會都處於危急存亡之秋，我們作為基督徒必須比往日更願意踏前很多步，不怕麻煩不怕犧牲地去行愛德行公義。信仰方面，我們可以預期不少冷淡教友會因為喪失了參與聖堂的習慣，直接就由聖堂消失了。我們能否在重建團體的信仰生活期間，考慮如何重新召回這些冷淡教友？
我們的團體有沒有需要我們幫忙的人？我們能否加強我們的信仰團體，為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？筆者想這正正是我們在不久將來要面對的挑戰。
